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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绩效的第三方评估主体及其效应
徐双敏;李跃;第三方评估已成为我国政府绩效评估的主要形式。利用利益相关者理论中的"米切尔评分法",对我国政府改革实践中已有的专家学者、专业公司、评议代表以及普通民众四种"第三方"主体进行利益相关性分析表明:专家学者"影响力"强,但"合法性"、"紧迫性"弱;专业公司"影响力"一般,"合法性"、"紧迫性"都弱;评议代表"合法性"强,"影响力"、"紧迫性"一般;普通民众"合法性"一般,"影响力"、"紧迫性"都弱。优化"第三方"主体应提高专家学者和专业公司的"合法性"、"紧迫性",提高评议代表及普通民众的"影响力"。
受众心理分析视角的网络谣言治理
孟鸿;何燕芝;网络受众是网络谣言传播的主体,其不同的心理状态推动了网络谣言的生成与传播。网络受众的心理状态主要表现为泄愤心理、从众心理、窥私心理、投射心理以及选择心理等多种复杂的心理状态。这些心理状态的成因在于社会主义民主法制不健全、政府公信力低以及受众理性精神不足。唯有通过加强民主法制建设,健全网络法治监管,建立信息发布机制,建立辟谣中介组织以及加强网络媒介素养教育等途径,才能培育成熟的网络受众心理,从而提升网络谣言治理的成效。
社区协商治理的进路与方略——基于三种实践类型的分析
李锋;社区协商民主是一种不同于居民选举民主的治理范式,其本质是一种日常生活民主方式,即通过民主生活化的微观治理机制,实现生活民主化的应然社会状态。这种治理范式的转变具有三个维度的发生逻辑,即宏观维度下国家权力向基层社会转移,中观维度下社区结构碎片化,微观维度下居民社区参与不足。现实中对应着三种类型的扩散实践:行政机构植入、社区组织互嵌和居民内生推动的社区协商治理。应进一步在理论层面反思协商民主的价值指向,并以此为基础构建社区协商治理的推进方略。
中国省域农村基本公共服务与乡村振兴耦合协调发展及影响因素分析——基于农村多维相对贫困视角
何育静;张炜炜;农村基本公共服务与乡村振兴耦合协调发展对缓解农村多维相对贫困有重要意义。基于农村基本公共服务和乡村振兴的丰富内涵，构建两系统的综合评价指标体系，运用熵值法和耦合协调度模型测算2010—2019年我国30个省区市农村基本公共服务与乡村振兴耦合协调度，并构建面板Tobit和面板门槛模型考察耦合协调度的影响因素，通过空间杜宾模型分析影响因素的溢出效应。结果表明：第一，城镇化水平、经济发展水平、财政支农水平、人力资本和交通便捷程度对两系统的耦合协调发展有显著的正向作用；第二，两系统耦合协调度的影响因素在东、中和西部地区之间存在明显的异质性；第三，农业生产效率、人力资本对邻近地区耦合协调度存在正向空间溢出效应，交通便捷程度对周边地区耦合协调度存在负向空间溢出效应。最后，根据分析结果提出相应对策建议。
国家监察体制改革中留置措施的演化逻辑与法治塑造
胡大伟;监察留置作为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试点设置中监察委员会的调查职权之一,承载着化解"两规两指"法治困境的政治使命,承继着"两规两指"的功能内涵和成功经验。监察留置不是对"两规两指"的简单替代,监察留置吸收了"两指",吸纳了"两规"措施承载的国家法律监察功能,"两规"措施被替代后作为我们党的纪律和组织措施的功能应得以保留。从"两规两指"到监察留置遵循着反腐法治化的价值旨向,监察留置的法治塑造应该坚持正当程序原则,注重对被调查对象的人权保障,实现监察留置与党内监督执纪、司法程序的有效衔接。
降低刑事责任年龄的立法构想和配套举措
王胜华;当前,未成年人犯罪问题日益突出,且普遍具有以下特征:低龄化趋势更加明显、主观恶性程度更深、手段更加复杂等。基于青少年犯罪的这一系列新特征,刑事责任年龄降低的趋势已逐渐呈现。因此,刑法学界需尽快形成降低刑事责任年龄的立法构想并逐步完善配套措施。
保险业巨灾风险管理工具的创新问题研究
谢家智,蒲林昌日益严重的巨灾风险将极大地影响保险业的可持续发展,传统的巨灾风险管理工具具有较高的管理成本和严重不足的分散风险的能力。本文全面分析巨灾风险的特征以及对保险业持续发展的影响,讨论了传统风险管理工具及其缺陷,最后介绍了国外以风险证券化为特征的包括巨灾应急准备金债券、巨灾股票和巨灾债券等新型风险管理工具的创新。
政府与公民良好合作关系的重塑——新公共服务理论的视角
周晓丽,马晓东新公共服务理论由于强调政府的服务职能,成为现代中国政府与公民关系重塑的重要理论依据。但由于中国政府服务理念、公民参与理念、法律和制度的缺失以及第三部门发育的不完善,都成为影响政民关系重塑的重要因素。所以要在新公共服务理念下培育良好的政民关系,就必须对公务员实施美德教育、建立互动的公共决策机制、实行政府管理的法制化、制度化,大力培育和发展第三部门。
新时代提升农民组织化路径:烟台再造集体例证
张欢;当前小农户面临土地细碎化、公共品供给、农业技术推广等现实困境。烟台"党支部领办合作社"新实践,通过"自主探索+行政动员"的集体激活机制、"农民+集体"的利益联结机制以及"发掘+培养"的带头人再生产机制,激活了村社集体的主体性,提升了农民的组织化程度,重建了农民与集体之间的利益关联。由党支部领办的合作社,在充分发挥党支部的组织优势与集体制度优势的基础上,不仅克服了一家一户难以解决的公共性难题,而且实现了农民与集体利益的双赢,紧密了党群干群关系,巩固了党的执政基础。以党支部引领、再造集体是乡村振兴背景下提升农民组织化程度的有效路径。
论行政公益诉讼中“不履行法定职责”判定标准的构建
伍华军;荣锦坤;我国行政诉讼的体例以普通行政诉讼为主，行政公益诉讼为辅。相较于传统的行政诉讼，行政公益诉讼具有保护公共利益和客观法秩序之目的、检察机关为起诉主体、诉讼程序呈“双阶构造”、判决具有对世效力等新特征。因其特殊性，不履行法定职责的内核也发生了变化。应将“不履行”类型化分为未履职、未有效履职、履职但有瑕疵、未及时履职和不回复检察建议等类型。法定职责的范围除法律、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外，还包含了“三定方案”和权力清单等。对行政机关是否履行法定职责的判定，应当首先从行为要件判断行政机关是否履行了法定职责，如果行政机关在行为要件已尽其所能，则要根据行政机关的抗辩事由与公益受损状态的因果关系再确定其是否履行职责，而不是仅通过结果标准直接给予否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