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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发展理念的五个向度及现实价值
徐茂华;李晓雯;绿色发展理念既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内容,又是对我国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新遵循,更是新时代党的五大发展理念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我们要正确把握新时代党的绿色发展理念的理论性、实践性、制度性、人民性和世界性,这对于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指导中国乃至世界社会经济健康可持续发展,推进人类走向生态文明新时代都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我国高利贷刑法治理的困境与破解路径
吕垚瑶;目前,在《放贷人条例》尚未出台、民间借贷监管体系功能虚化、实体性民商事制度供给严重不足的情况下,刑法事实上替代了民事和行政手段成为解决高利贷纠纷的主要工具。以湖北"涂汉江高利放贷入刑案"为标志,国家开启了高利贷"司法入罪"的先例,然而,该案自判决以来始终遭受"合理性"与"合法性"的双重质疑。目前,在基础性法律规制缺失、高利贷刑事立法罪名空白、司法入罪严重存疑的情况下,国家对高利贷领域的刑法治理面临着诸多理论障碍和实践难题。为此,有必要在对我国高利贷刑法治理困境进行深入反思和精准研判的基础上,提出高利贷刑法"间接治理、协同治理"策略,采取"分类引导、重点规制"的治理模式,针对不同高利贷行为进行类型化治的分析的基础上,重点探寻暴力性、欺诈性、经营性高利贷行为的刑法应对路径。
面向“十五五”：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支撑城市能级提升的运行逻辑与实践行动
杨述明;刘晓宇;城市治理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关键场域，城市能级提升既是衡量城市发展潜能的重要标尺，也是关乎人民群众幸福生活的大事。面向“十五五”高质量发展关键期，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成为城市能级从规模扩张向内涵提升转型的核心驱动力，通过支撑经济能级、治理能级、生活能级的提升，为城市治理现代化注入了强劲动能。然而，实践中因技术赋能与城市能级的适配性矛盾，城市能级提升仍面临数字鸿沟、人才匮乏、保障不足等现实困境，阻碍技术红利向能级提升转化。为此，需夯实城市能级提升的数字基座、加强城市能级提升的人才建设、完善法规标准与安全保障体系，方可以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为城市能级提升注入澎湃动能，助力城市培育区域竞争新优势。
延安时期群众路线的传承与重构
李蕉;借助延安当时的新闻报道与调查,重新梳理党的文献,重构1943年毛泽东同志重申群众路线的历史语境。研究发现:群众路线的延安重构,是为了应对普选和"三三制"等民主改革所带来的变化,群众、干部和党员三个群体的外延扩展,使党需要运用群众路线去解决新问题,而这一历史实践亦对当下有借鉴意义。
《重庆社会科学》来稿须知
<正>《重庆社会科学》是以"全球视野,中国个性"为理念的综合性学术刊物。编辑出版流程将全面对接国际惯例,并按相关技术要求标准化、制度化、规范化出刊。仔细解读"来稿须知",将有助于阁下文章的发表。一、《重庆社会科学》只受理符合下述要求的来稿。二、《重庆社会科学》要求来稿选题新颖,突出前沿问题、难点问题、热点问题、重点问题,具有现实针对性;
视觉文化语境下文学性的危机与变迁
李松从视觉文化转型的理论背景出发 ,考察语言文本的图像化转向导致文学性的危机与变迁。从如下四个方面分别进行论析 :小说的影视改编 ,影视同期书的操作 ,剧本的视觉化倾向 ,以及叙事电影向景观电影的转换。在不同的时代语境下明确文学性的研究对象 ,从而建立起有效的批评机制。
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与党的建设科学化
李德虎;曾艳;党的建设科学化是对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的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透彻地阐明了党的性质、目标、策略等,同时也包含着对政党建设基本规律题的探索,为党的建设科学化指明了方向,是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的理论基础。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和发展史就是一部不断探索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规律的历史,就是不断实现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中国化的历史。新形势下全面贯彻落实胡锦涛同志"七一"重要讲话精神,努力从理论创新、人才战略、执政为民、反腐倡廉、制度建设等五个方面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是不断实现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中国化,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战略选择。
交易成本理论视角下的公司权力配置与公司治理
李绍恒;现代公司制度,从交易成本理论出发,是一种权力运作机制。公司人格与有限责任使公司权力配置具有了必然性和必要性,公司权力需要根据不同的公司类型在不同公司机关之间进行合理分配,抽象争论股东会中心主义与董事会中心主义孰优孰劣的意义十分有限。鉴于公司并非民主政治机构而是实现经济效益的工具,公司权力配置应当以效率为基本目标并兼顾各方利益的平衡。在分析影响权力配置因素的基础上,针对不同公司的特征讨论了三种公司权力配置模式,可知我国公司法关于股东会与董事会的权力配置的规定未能充分考虑不同公司类型和股权结构的特征,也未明确股东会的权力保留范围,存在明显的缺欠,应根据优化公司权力配置的原则予以修正。
中国古代赦免制度及其历史沿革
伍操;在历史上,赦免制度作为一种国家性质的宽恕行为,象征着统治者的一种威权、恩赐与德化。国家的赦免行为具体表现为君王对犯罪人应受刑罚的免除或减轻,在中国古代社会中发挥过感化、安抚、儆诫、除旧布新等积极功能。尽管这种制度因其带有较多的"人治"色彩而为部分近现代法律人所诟病,但不可否认的是,赦免制度作为中国古代一种重要的刑事政策具有其历史合理性,具体表现为它可以有效地调节、平衡各种关系,化解社会矛盾,补充法律之不足等。
农村土地流转与社会阶层的重构
杨华;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农村出现大规模人口流动和职业分殊,农村土地开始在村社内部自发流转。自发土地流转使土地相对集中在某些农户手中,他们耕种着中等规模的土地,拥有中等水平的收入,成为农村中的"中间阶层"。农村中的中间阶层由于其自身秉性,在农村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是农村稳定的根基,也是国家政权的基本支持力量。但是近年来激进的、大规模的土地流转又使得中间阶层趋于瓦解。为此,政府应积极鼓励、引导、规范村社内部自发的土地流转,减少激进的、大规模的土地流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