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 02期
人工智能赋能数字乡村建设的价值、挑战与路径
刘学侠;徐文哲;深入推进数字中国建设，人工智能是重要引擎，必须全面实施“人工智能+”行动。人工智能与乡村建设的深度融合，赋能数字乡村建设中产业链条、文化生活、公共服务、资源配置、绿色可持续发展、治理效能等多维价值实现。然而，在具体实践中仍面临数据治理失序、技术适配不足、人才供需失衡、社会接受度偏低等现实挑战。为此，应夯实人才和技术基础，破解“落地难”瓶颈；深化产业和生活场景应用，激活内生发展动能；健全人工智能治理和服务机制，提升乡村善治水平；强化安全和韧性支撑，守牢可持续发展底线。
“十五五”时期保障国家粮食安全：产需形势、关键问题与对策建议
黄汉权;罗屹;人多地少是中国的基本国情农情。合理调配相对有限的水土资源，生产市场所需的产品，更好满足人民群众需求，是保障国家粮食安全面临的重大战略任务。在粮食供需长期处于紧平衡的状态下，受人口负增长、老龄化，以及收入增长驱动食物消费升级等因素叠加影响，“十五五”时期中国粮食需求将呈现口粮需求持续减少、饲料粮需求保持高位的发展态势。如若保持当前生产结构，粮食品种间和品种内部供需错配的状况将更加突出。并且，“十五五”时期粮食产需形势面临世界政治经贸关系进入新常态、农业新质生产力加速赋能、可持续发展要求提高等关键变量影响，存在供需错配及其衍生的种粮收益偏低、主产区发展滞后、产业链延伸不够、绿色发展水平不足等现实问题。为此，基于“稳粮、增饲、扩油、延链、强体”的粮食生产结构调整思路，提出短、中、长三个时期的调整重点任务举措，以及针对性政策建议，为更好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提供参考。
以“四大支柱”夯实扩大内需战略基点的逻辑与路径——兼论“十五五”时期强大国内市场建设
孔明安;王馨雨;“十五五”时期坚持扩大内需战略基点是应对内外发展变局、落实国家战略的核心举措。强大国内市场建设是增强经济韧性的重要支撑，也是我国应对国际变局的战略依托和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举措。“十五五”时期是我国新发展格局构建、供需动态平衡攻坚及内外需求结构转换的关键阶段。消费、投资、供给、分配“四大支柱”是建设强大国内市场的核心要素，其遵循需求牵引、供给响应、动力衔接、平衡保障的运行逻辑，通过协同发力释放规模扩张、结构优化、韧性增强的叠加效应。“四大支柱”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核心要素，它们之间互为关联，反映了马克思唯物史观中生产与消费的辩证关系、契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规律。在效能转化路径上，我国通过消费扩容升级激活内需引擎，投资精准发力夯实内需支撑，供给需求适配畅通内需循环，分配公平提质筑牢内需保障，将内需潜力转化为实际增长动能，为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提供助力。
生态警务机制嵌入环境风险治理：理论逻辑、现实困境及实现路径
于法稳;张康洁;生态文明建设背景下，环境风险治理面临复杂挑战，单一部门监管的碎片化困境日益凸显，亟须构建系统性、协同化的治理新机制。生态警务作为兼具行政监管与司法保障属性的特殊治理主体，职能从单一执法逐步向风险防控拓展。《关于加强生态警务机制建设的意见》的出台，标志着我国生态保护从分散执法向协同共治的深刻转型。基于对生态警务机制嵌入环境风险治理的价值、法理、实践三重逻辑的系统梳理，精准剖析制度、主体、技术、流程四个维度的现实困境，构建制度重构、主体协同、技术赋能、流程优化的全链条实现路径。以期为生态警务机制建设提供学理支撑与实践参考，推动其从“末端执法”向“源头防控”转型，推进环境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守牢美丽中国建设的安全底线。
生态环境治理效能提升的智能驱动：机理、瓶颈与路径
张邦辉;李一博;人工智能的迭代突破与普及应用正重塑生态环境治理范式，为治理效能跃升提供创新驱动。通过梳理技术变迁与制度变革的辩证关系，试图构建一个关于智能技术驱动生态环境治理效能提升的机理、瓶颈与破解路径的整体性认知框架。研究发现，人工智能可通过感知监测、智能分析、模拟决策、协同联动等方式作用于生态环境治理实践，进而提升治理的科学性、前瞻性、精准性及系统性。当前，人工智能赋能生态环境治理尚处于初步探索阶段，仍面临数据壁垒突出、技术供给不足、人才结构失衡、风险防控滞后等多重困境，抑制技术赋能潜力的充分释放。基于此，亟须构建跨域协同治理体系、增强技术供给能力、优化人才培养结构、完善风险防控机制，系统性推动生态环境治理效能提升，为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提供理论支撑与实践指引。
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试点对共同富裕的影响研究
姚战琪;张孜豪;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试点对于推动共同富裕具有重要作用。利用2005—2023年292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使用双重差分法、中介模型、空间杜宾模型研究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试点对共同富裕的影响。研究发现，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试点能提高共同富裕水平；技术创新在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试点与共同富裕之间发挥中介作用；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试点可以通过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和区域协调发展间接促进共同富裕；双固定效应SDM模型的空间双重差分检验结果显示，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试点能提升周边地区的共同富裕水平。因此，应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加快技术创新与产业发展深度融合，加大对欠发达地区人才培养的支持力度。
中国生产性服务业与农业NVC耦合协调度及空间收敛性研究
项莹;吕升日;基于编制的2012—2017年中国区域间非竞争型投入产出时序表，构建了国内价值链前向、后向参与度及耦合协调度模型，并运用Moran's I、LM检验和空间滞后收敛模型，系统考察了中国31省（自治区、直辖市）生产性服务业与农业耦合协调度的空间分布与收敛特征。研究发现：第一，2012—2017年两产业的NVC参与度整体上升，且前向参与度普遍高于后向参与度；第二，两产业耦合协调度总体处于中度水平，呈现东高西低、后向优于前向的梯度格局，少数省市达到高度耦合，广东、湖北、西藏等地长期偏低；第三，耦合协调度存在显著的空间依赖与绝对β收敛，收敛速度依次为后向>前向>总体；第四，条件β收敛表明，年末人口、地区实际生产总值对前向收敛具有显著正向作用，政府规模与产业结构优化则显著加快后向收敛。基于上述结论 ，建议构建差异化发展路径，在中西部地区建立农业导向的生产性服务集聚区，在东部都市圈建设农业服务区，并实施动态监测与评估机制，以缩小区域差距，推动生产性服务业与农业实现高质量协同发展。
电子数据人工智能取证的实践考察与理论反思
谢登科;潘柳霖;电子数据的虚拟性、海量性和技术性等特征给传统以人力为基础的侦查取证活动带来较大挑战，而人工智能取证则契合虚拟空间中侦查取证的需要，能够实现海量电子数据的高效收集，并降低对侦查人员技术资质的要求。而当前人工智能在取证时面临关联性、合法性、真实性等方面的困境。在关联性方面，由于思维的差异性，人工智能面临待证事实自然语言处理和结构转化的难题，会因欠缺常识、经验而出现关联性误判，且难以对其收集的证据进行关联性解释和论证。对此，应当明确人工智能在取证活动中的辅助性定位，通过人工智能的技术迭代和算法优化予以解决。算法偏见、算法黑箱和人工智能法律地位模糊等因素，造成了人工智能取证的正当程序危机，对人工智能收集电子数据的合法性造成消极影响，应当在优化算法的同时强化对人工智能收集电子数据的事后审查。人工智能的“长尾效应”、训练数据质量等因素，会导致人工智能幻觉现象的发生，影响人工智能收集电子数据的真实性。通过建立电子数据人工智能取证的人机协同机制和可控匿名化机制等，将有利于保障人工智能收集电子数据的真实性。
巩固中华文化主体性的数字叙事：价值意蕴、困境审视及纾解之策
郭慧慧;陆永胜;数字叙事是数字时代巩固中华文化主体性的必然选择。“数字化生存”成为文化的普遍存在方式：“数字存储”赋能中华文化传承，夯实巩固中华文化领导权的文化基础；“数字生产”激发中华文化生产活力，壮大创造中华文化的主体力量；“数字空间”促进中华文化交往，强化中华文化的主体意识。但同时，也面临以下风险挑战：“数字交往”威胁文化安全，弱化党的文化领导主体地位；“数字异化”制造文化狂欢，遮蔽人的文化创造主体地位；“数字传播”激化文化冲突，削弱中华文化主体地位。为应对“数字陷阱”对巩固中华文化主体性数字叙事效能的弱化，需不断增强党的数字领导力，提升人民的数字素养，优化文化交往的数字生态，在领导主体、人民主体和文化主体的三者协同中，将数字技术的优势更好地转化为巩固中华文化主体性的叙事优势，进而提升巩固中华文化主体性的叙事实效。
前沿科学研究协同：全球动态与中国因应
施贞怀;李慧榕;孙婷;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深入发展，全球科技创新呈现多点突破、交叉融合的新特征。前沿科技发展的交叉性、复杂性和不可预测性要求构建多主体、跨学科、跨领域的全球前沿科学研究协同模式。然而，科技革命与大国博弈交织，以美国、德国为代表的科技大国为了在全球治理中占据有利地位，纷纷尝试主导区域性、国际性的前沿科学研究协同，在前沿科技领域展开了激烈交锋，科技研究的地缘政治格局凸显。与此同时，中国科技创新能力不断累积，并通过多种渠道拓展国际科技发展合作空间，推进前沿科学研究协同，加速追赶世界科技前沿。但中国的前沿科学研究协同仍然存在产学研合作机制不健全、科研成果转化效率偏低、创新资源利用效率不高、研发风险承担能力较弱等问题。未来推进前沿科学研究协同，中国应统筹处理好企业与高校、科研院所的关系，不同学科之间的关系，新型举国体制下的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自主创新与开放创新的关系、国内协同与国际协同的关系。